近期，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绝密使命》，讲的是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中共中央建立红色交通线的事。在反革命势力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严峻形势下，这条交通线曾经被称为“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”。其实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，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始终与党的其他工作相伴而行，这条战线上的同志们，以坚定的信仰、不屈的意志以及对党组织的无限忠诚，履行着极为艰巨的任务，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，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，保守着党的秘密。进入这条战线的人们，甘愿隐姓埋名，从此默默无闻，扮演无名英雄的角色，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壮举。正如那首歌中唱的：“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知道我，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！山知道我，江河知道我，祖国不会忘记我！”，今天我的讲话，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秘密工作一百年来的一段历史，反映了这条战线上的人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情怀！

为什么秘密交通工作与党同源共生？

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始于1921年底，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，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，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起来的。

一个新生的政党为什么会在建党伊始就着手创建秘密交通工作呢？

首先是环境所迫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地下党”，长期处于“非法”“隐蔽”状态，人员不断被抓捕，组织不断被取缔，刊物不断被查禁。面对凶险的生存环境，中央与地方、组织与党员、党员与党员之间，被迫采取隐蔽的联系方式。

其次是联络所需。建党以后，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，如何保证上海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天津、北平等党组织之间文件和刊物的安全传递，成为当务之急。

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，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无人不知，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  茅盾。

茅盾原名沈雁冰，1921年二三月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，是党最早的党员之一。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《小说月报》的掩护身份，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，茅盾遂成为党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。那时，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，信封上写着“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”。

由于三天两头总有来信，同事们猜测这位“钟英小姐”可能是茅盾的女友。可问到茅盾，他却总是笑而不答。有一次，著名作家郑振铎出于好奇，也是为了跟茅盾开玩笑，私自拆开了一封寄给“钟英小姐”的来信，结果是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，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“钟英”是“中央”的谐音代号。

从1921年底茅盾担任首位交通员至今，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已走过百年历程，“红色交通线”的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那条连接上海和瑞金的交通线本身，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代名词。

（一）这是一条血泊之路。1928年4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在上海被捕。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，内埠交通科科长张宝泉不顾个人安危，穿梭于上海街头，不幸被捕。敌人使用酷刑打断他两条腿后，把他拖到院子里，毒打200军棍，又朝他连开七枪，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，扔出龙华监狱围墙。

秘密交通员龚增祥在上海被捕后，敌人对他施以“剃头”酷刑，用剃刀将他的头皮一片片割下来，他宁死不招。敌人假放他出狱，企图诱捕与他联络的人。龚增祥毅然乞讨露宿街头，用棍子打走想要营救他的同志，终被敌人枪杀。

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伯公凹村，曾经是上海至瑞金那条“红色交通线”从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。该村下凹邹氏家族的地下党员邹作仁，动员全族30多人参加了红色交通，最终1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土地革命时期，仅江西一省，牺牲的交通员就多达1780多人。

今天的人们常常赞叹这条红色交通线“从未中断”，却不知“从未中断”这寥寥四个字，是多少交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

伍修权回忆说：“这些交通员，我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他们却默默地为革命贡献着力量和智慧，我至今想起他们，还不由产生无限尊敬的心情。”

（二）这是一条回家之路。翻看开国元勋、将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，读着他们对初入苏区那一刻的描述，那种冲破黑暗、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，像一股惠风扑面而来。

“一进入苏区，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，使他十分兴奋。”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：“汀州（长汀）的繁盛，简直是全国苏区之冠。”

进入苏区，看到一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，病倒在担架上的李克农“猛然从担架上坐起，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，心里在喃喃自语：‘我李克农回到家了，回到家了！’”

（三）这是一条胜利之路。土地革命时期，内埠和外埠两个交通渠道，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线。

1929年下半年，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有570余份；全年“由中央秘书处一家发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，各省送到中央的达4687件。”

1930年至1933年，共有26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骨干被护送进入苏区，几乎包括了所有开国元勋、将帅，党的第一代、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。

各地每年向苏区输送价值600万法币的布匹、价值900万法币的食盐，以及数百吨的西药、纸张、报刊、书籍、无线电器材、印刷工具、军械修理器材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14个八路军办事处成为红色交通的中流砥柱。驻武汉办事处曾转运军饷655万法币、枪炮730多支、弹药1390多箱、服装46万套、药品35万箱等。驻太原办事处曾转运30部电台、100万发子弹、200挺机关枪等。驻上海办事处转运了1000具防毒面具、2万双胶鞋、4000匹细布、捐款1785万元。驻西安办事处采办了大量通讯军工器材、金属化工原料、皮革、纸张、蜡烛、行军锅、报刊书籍等。驻香港办事处护送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等800多位民主进步人士回到大后方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红色交通的收官之作是著名的“北上！北上！”行动。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挥下，通过6条交通线，分大小20多批，秘密护送李济深、沈钧儒、郭沫若、黄炎培、马叙伦、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北上，协商共建新中国。

面对这些数字和名字，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，能触碰到历史的厚重，能遥望到红色交通工作的背影。

百年华诞之际，红色交通的统帅周恩来、红色交通的创建者吴德峰、红色交通的首位专职交通员茅盾，还有那些曾经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一个个普通身影，已经离我们远去。当年那条黑暗、漫长、崎岖、凶险的小路早已难觅其踪，而那条血泊之路、回家之路、胜利之路，却依然在我们心间绵延不绝。

无论再过多少个百年，这条路也不会荒芜！、

不忘初心，默默无闻，顾全大局，甘于奉献，敢于牺牲。我们永远在路上！